能否承担起足够的责任与担当是时代对美团们出的一道必答题。
当其他互联网巨头的创始人开始退休,王兴还要面对近10万的员工总数,日活超100万的骑手,以及巨亏的财务报表。而且,商户佣金、骑手社保犹如两座大山压在美团头上,时不时被社会讨论,且不知道何时才能平息。
2月18日,发改委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提出将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当天,美团股价应声大跌15%。
一个月后的两会期间,包括TCL创始人李东生在内的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外卖等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保缴纳标准、与企业合同条款、维权解纷渠道等建言献策。
狄更斯说过,“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美团也不例外,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也有灰暗阴沉的一面。
无边界的美团是成功的
王兴有个绰号叫“小马云”。这大概是指他对商业的思考和表达能力,跟马云很像。确实,在互联网圈,出自王兴的语录数量不少、质量也不低。“互联网下半场”、“三高三低”、“无限游戏”、“长期主义”等等。不仅比同处TMD阵营的张一鸣和程维多出不少,也比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雷军等“前辈”的产量高。
今年已经12岁的美团,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先是千团大战中,克制住投广告的冲动,熬到别人资金链断裂,美团成为唯一幸存者;再就是2015年,跟饿了么的股东大众点评合并,获得了海量用户和商户资源,并在2年后超越饿了么,成为外卖行业第一;再往后就是2019年,美团酒店间夜量全年持续超过携程系总和。
在团购、外卖、酒旅、影票、出行等领域,无边界的美团陆续上演了“后发先至”。美团的故事也被人津津乐道,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2018年,美团在香港上市,市值很快超过小米、京东,并在一年后成为仅次于阿里、腾讯的市值第三高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中国互联网协会公布的以营收为主要依据的2020年互联网百强榜单中,美团也仅次于阿里、腾讯,高居第三。
即便餐饮、酒旅等本地生活服务受疫情影响严重的2020年,美团全年营收也再创新高,首次突破千亿,达到1147.9亿元,同比增长17.7%。高速发展的美团,将更多用户和商户卷入其构建的本地生活服务生态中,2020年,美团年度交易用户达5.11亿,较去年同期的4.5亿增长13.3%;活跃商家680万,同比增长10.1%。
放眼望去,街边小吃店、餐厅、便利店、超市、理发店、按摩店、奶茶店,几乎没有不接入美团的。身边的朋友中,也几乎没有不用美团点外卖,用大众点评查餐厅的。客观上讲,美团在服务民生,推动线下经营数字化转型以及解决就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小壹哥身边有些朋友,没事的时候兼职当当“跑男”,赚点生活费。前两周,一个朋友只跑了两单就赚了21.5元,扣除美团代缴的3元骑手保险,赚了18.5元。对于数百万专职骑手来说,美团可能是他们收入的唯一来源,是赖以谋生的平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3月1日,针对发改委降低商户佣金的政策号召,美团发布帮助餐饮商户降本增收的公告。公告中提到,美团外卖2021年推出的“外卖管家服务”,为商户提供店铺装修、经营诊断、餐品设计、活动策划等运营服务。使用过该服务的商户存活率比没有使用的高39%,同时月均交易额提升了79%。很多时候,商户也离不开美团,尤其疫情期间。
给消费者带来了便利,给商家带来了增量,给骑手带来了谋生机会,自己也实现高增长,创造商业上的传奇。这是美团的光鲜亮丽的一面。
责任有没有边界?
如前所讲,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随着规模越来越大,美团与责任边界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激烈。其灰暗阴沉的一面越来越显现出来。
虚假评论、大数据杀熟是互联网消费领域普遍存在的顽疾,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但不能说这是行业乱象,作为行业巨头就能允许其存在。在这方面,美团显然没有解决好这些基本问题,没有承担起行业龙头的责任。去年10月,王思聪在微博向美团“开炮”:“这就是上万亿市值公司的安全系统吗?……你们大众点评除了会恰烂钱做虚假分数还会点啥?”。再往前一年,人民网《不消费就能点评?“大众”点评是真是假》一文曾揭露大众点评的刷单、职业差评等乱象。
今年3月1日,北京市消协发布《互联网消费大数据“杀熟”问题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网络外卖(66.96%)和网络打车(63.00%)消费过程中遭遇大数据“杀熟”的受访者均达到六成多。作为外卖第一平台,美团难逃其责。
管它真假,只要有人买,平台交易额就能上来,规模就能做大。
对于骑手,美团的责任更大。在美团注册的近1000万骑手,没有一个跟美团签订劳动合同,美团也无需缴纳社会保险。也就是说,穿着美团制服、戴着美团头盔、送着美团外卖的骑手不是美团员工,是不是有点违反常理。但这正是其“巧妙”之处,通过将骑手外包给第三方劳务公司,美团在享受1000万劳力的同时,却不用承担1000万人口的巨额保障成本。想到这一点,不由地为京东大强子点个赞。
也不是一点保险都没有,美团为每位骑手每天代扣3元的商业保险,但想让商业保险起作用也十分困难。凤凰网财经曾报道美团外卖员与第三方外包公司天津沃趣的一起诉讼,骑手姜某某在取送餐期间撞伤陆某某,个人垫付3000元,欲从保险理赔款中扣除。但沃趣公司和保险公司都拒绝承担责任,最终法院判决天津沃趣赔偿姜某某损失。
这是美团骑手维权困境的普遍现象。美团把责任转嫁给外包公司,事故发生后外包公司又辩称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在美团、外包公司、保险公司相互甩锅的过程中,外卖员犹如“裸奔”,维权相当困难。
再回到商家,此前各地餐饮协会控诉美团佣金过高的新闻层出不穷。尤其在疫情期间,餐饮、旅游行业陷入困境的时候,美团营收却持续高增长,这不得不令人反思。去年9月,齐鲁晚报的一篇报道中,一家米粉店老板庞先生表示,“平台(美团)抽成为23%,比如这一单顾客实际支付21.7元,我实际收入只有11.06元,比例几乎是对半。”
这就不难理解,当发改委呼吁外卖平台降低商家佣金的通知一出,美团股价就应声大跌。因为大家都明白,商家佣金对美团意味着什么,对商家意味着什么。
看得出来,在消费者、骑手、商家与美团构建的本地生活服务生态中,作为搭建者,美团坐享了生态的规模红利、成长红利,然而却没有承担起对等的责任。责任的边界,让它与生态参与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涌现。
时代问卷,美团必须答题
时代犹如滤镜,变幻的滤镜之下,互联网经济、互联网巨头的形象也在不断变幻。
过去,互联网是新势力、新生事物,允许其放任自流、发展壮大。即便当时很多人质疑电子商务冲击实体经济,即便是街边小店都要缴税,但一说电商征税就引起争议。但那时候,质疑是小众,鼓励和羡慕才是主流。
时至今日,互联网从增量进入存量时代,其各种“原罪”开始显露。互联网背后资本的无序扩张,对于金融等行业造成不良影响;高佣金、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弊端,损害商家和消费者利益。尤其,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全社会愈发形成共识:技术而非互联网才是核心竞争力。
在这种形势下,整顿平台经济乱象、反垄断调查成为新的时代主题。以往的崇拜被审视替代,人们更关心这些巨头们能否承担起足够的责任与担当。
这是时代的问卷,每个互联网巨头都必须答题。于是,阿里巴巴宣布,将在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元,助力共同富裕。腾讯设立首期500亿元的“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项目,另外再投入500亿元,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协助乡村振兴。
美团也开始答题。3月1日,美团宣布,从今年3月到12月,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经营困难的中小商户,美团外卖实行技术服务费(佣金)减半优惠,且减半后每单1元封顶;对其他完成费率透明化的困难商户,实行技术服务费5%封顶,预计超百万商户受益。
3月3日,美团外卖发布《2021年度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围绕劳动保障、算法取中、沟通机制、劳动安全四方面,阐述美团过去一年的骑手权益保障举措,并提到正在试点的新机制——对差评、超时等情况的处理从扣款改为扣分。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离公众的预期还有较长一段路程。美团的答卷能否过关,还尚待时代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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