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红利消失，为何年轻人依旧“趋之若鹜”？

今年年后，热闹的“春招季”似乎提前而至，电梯广告里各大招聘APP轮番轰炸，“魔音”入耳，电视节目中职场类综艺频频上线，而短视频也推出招聘平台，大年初三就上线了招工专场直播，急着为新老求职者提供工作机会。

一位才大三的学生，虽然现在还没有面临就业问题，可她已经开始通过招聘平台留意当前的就业信息，为未来择业提前做准备。尤其是关于主播，不是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她，想留在一线城市，进不了大厂，当主播或拍短视频是她觉得更有发展前景的职业。问及薇娅、雪梨等头部主播被查，她表示“逃税数额之大，反而更让我们看见了主播背后的利润有多大”。

《2021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直播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加11.72%，大于全平台岗位增幅的6.82%，在求职者数量方面，第三季度求职者同比增加46.69%。

不过，这届年轻人迷恋主播行业，不再是为其光鲜亮丽而迷惑，更多的是当前求职竞争激烈之下的权衡利弊，同时也是他们所能想到的实现阶层跨越的最后机会。

2亿灵活就业，让主播越来越卷

早在2019年，大学生一站式求职网申平台“梧桐果”曾面向全国10万名应届大学生发布问卷，整理了一份《2019毕业生求职意向调查报告》，报告谈及，直播、网红、新媒体运营、网游陪练等新兴职业备受追捧。而根据新华网此前的调查统计，54%的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选择也是主播、网红。

几年前，Z时代把网红和主播作为求职首选，外界舆论一片唏嘘，多少有些一代不如一代的担忧，如今，当主播或网红的想法，一个“传”一个，成了很多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共同选择。尤其是当前，灵活就业吸纳越来越多失业的打工人，直播则扛起了灵活就业的大军。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3倍。

这则消息传达了两个核心点：一是灵活就业人数创新高；根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编制的《2020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5064万人，城镇就业人员46271万人。

粗略估计，灵活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26%，而且这个占比很可能会越来越高，因为劳动就业人口正在下降。据很多机构估算，2022年，退休的人口数量将较新参加工作人口数量多720万人，而以往都是新增就业人口比退休的人多。与此同时，大厂、私企、中小型企业都在裁员，灵活就业的数量可能会继续增加。

二是主播行业人员创新高，且更加年轻化。《2021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2021年第三季度，直播行业16-34岁的求职者占比达到了89.5%， 90后已经成为直播行业主力军。

每个年轻人想当主播的出发点都不同。今年即将大学毕业的涵曦，自过年以来，成为了求职大军的一员，然而屡屡碰壁让她更坚定了想当主播的念头。过年时听自家亲戚说，家里一个刚刚毕业两年的姐姐，在虎牙直播唱歌，现在都在西安买房、买车了，由此便萌生了入行的意思，但现在令她纠结的是每次一提起，家里人都持反对意见。

与涵曦不同，在当前单位工作了三四年的朝楠已经打算辞职入行，“单位的工资太低了，好几年一分钱都不涨，望不到希望”，她想要拼搏两年看看能不能把开店的钱挣上。

像朝楠这样转行的人并不少。从报告可看，跨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已经开始渗透直播行业，服装、房地产、教育以及平面设计等行业，成为转行“意愿度高的几大岗位”，这也使得主播行业的学历水平越来越高。

值得一提的是，这和高校选择将灵活就业写入就业报告中一致。有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年轻人越来越习惯赚快钱？

一面是头部主播一个接一个从“神坛”陨落，而另一面却又是新人的蜂拥而入，尽管随着主播光鲜亮丽的另一面逐渐被揭露，可是想要进入和留在这一行业的年轻人仍趋之若鹜，为什么呢？

没有入行的永远在骚动，入了行的舍不得离开。

玫玫做颜值主播已有一年多，在直播以前，她的工作是办公室文职，一个月差不多4000-5000元，上班朝九晚五，相对清闲，可每月月光，后来接触了直播，彻底从兼职直接转为全职。首先改变的是她的工作时间，相比以前，主播的工作时间虽然不固定，可需要连续在镜头前好几个小时，尤其是需要晚上熬夜，凌晨两三点是常态。

直播带给她最大的变化自然是收入。上班时拿死工资，直播后摸熟了套路，打赏的人也越来越多，平均一天的收入可以在1500-4500不等。但她知道做直播不是长久之计，“打算趁年轻赚一波快钱，等到年龄大一些拿钱去开个店或者投资”。

比起玫玫，在酷狗音乐做主播才半年左右的小希，收入不算高，第一个月3000，第二月6000，现在勉强能每月一万左右。可是收入极其不稳定，有时候两个小时赚一两万，有时候十多天才几百。她反复在直播和找工作之间徘徊，但内心又排斥上班，“做主播很自由，习惯了这种生活，很难适应正常朝九晚五的工作”。

小希有一个以前同样是做主播的朋友，她离开平台已经半年多，仍没找到可以定下心来的工作，现在基本坐吃山空。这半年她面试了十多个企业，工资基本不超过5000，想要进大一些的公司，可公司大多都在裁员，想想当主播时，她产生了极大的心理落差。

下沉，是不少离开行业的主播的共同选择。从地域分布上看，直播行业的人才招聘和求职多分布在一线、新一线及二线城市，广州、成都、北京、郑州、杭州分列前五。随着这些城市的就业环境进一步激烈，不做主播的年轻人想要找到一份与主播收入相当的工作，几乎难于登天。

这其实也是所有求职者的困境。赶集直招调研报告显示，整体来看，有20.7%的人春节后改变了工作状态，85后和90后是2022年春节后改变工作状态的主力群体；有19.7%的人选择下沉至二、三、四线城市，提升生活质量成为他们更换城市最重要的理由。

一位年后不打算回到一线城市工作的年轻人表示，“一月内面试了不少公司，可是给的待遇与之前工作差很多，这是最不能适应的，希望下个月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也许是阶层跨越的最后一条通道

做主播或网红的，没人不幻想成为下一个薇娅或李佳琦，这两个顶级网红的逆袭历程，似乎为所有年轻人实现财务自由和阶层跨越指明了一条更可行的道路。

去年，“2021年中国福布斯富人榜”上，在一众熟悉的企业家面孔中，薇娅显得尤为另类，薇娅夫妇以90亿身家排名第490名，而排在其周围的有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饿了么创始人张旭豪、今日资本的徐新/李松等等。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榜单中—2021年商界潜力女性榜，清一色的公司创始人里，只有薇娅的标签是“签约主播”。

互联网商业的造富神话，让创业者前仆后继，如今创业这条路日渐拥堵和萎缩。

2021年，很多创业公司难逃夭折的命运。据时代数据创业公司数据库统计，2021年一共有775家创业公司关闭，单单一季度就累计关闭了创业公司725家，占全年的93.55%。而在应声倒下的775家创业公司中，不乏有学霸君、兄弟连、拜腾汽车、衣二三和同程生活之类曾经跑到赛道前列的明星公司。

明星公司尚且如此，更何况众多微小的初创企业，悲观的情绪蔓延在整个创业环境中，这也直接影响了年轻人的创业意愿。

从当前的就业趋势看，求稳远大于一切。

大学生一站式求职网申平台梧桐果邀请了近千名毕业生参与就业意向的调研问卷，从调查数据显示来看，毕业生就业意向于国有企业占比最多，为48.23%；其次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占比为26.28%。整体来看，七成以上毕业生求职第一意向就是想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

除了创业，我们看到毕业生出国深造的打算也受到了阻碍。以北大为例，2019年，北大毕业生出国（境）留（求）学人数为1155人，比例为14.79%；2020年出国（境）人数为1084人，下降至13.34%；2021年，该人数下降至793人，比例下降至8.17%。不少知名高校的出国深造比例都降至一成甚至一成以下。

相比起创业和出国，主播的进入门槛低得多，而且从2016年直播元年至今，头部主播一轮换一轮，他们的商业价值也不断被刷新，直观地刺激着涌入这一行的年轻人。而客观上，当创业、投资、出国深造、大厂等道路变得更加遥不可及，主播自然也就成了突破阶层的最后幻想。

不过，因为税务问题，头部主播的头上都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稍有不慎，一切化为泡影。

更重要的是，直播红利消失，未来再无一个李佳琦或薇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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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灵活就业，让主播越来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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